仍回任安徽省教育厅长；三是让cc分子原十一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处长苏民、十一集团军少将参议兼特别党部书记长杨绩荪，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和省党部委员；四是接受一批cc分子、中央政校毕业生随李品仙来皖工作，如周天固任李的随从秘书，萧继宗任党政分会上校专员兼编《春秋月刊》，周方任党政分会少将专员兼干训班教官，蒋慎良任省府视察（后派为郎溪县长）。李品仙到了安徽后，正是第一次***即将开始之际。他除了接受上述cc系的人事安排外，送给蒋介石、cc系的第一个秋波是：改组省动员委员会，撤换了一些进步人士，如周新民、狄超白、朱蕴山、童汉章、陈超琼等，并迫使他们离开了“立煌”；其次是撤换了民政厅长陈良佐，撤换了财政厅长章乃器；接着又撤换了几个贪污、走私、声名狼藉的广西县长，如苏云辉、覃国光、黎炳松，并拘留审讯(后来这几个人被广西兵把他们抢走了)；同时，也放手任用了一批科秘级的cc分子，如建设厅的杨甲，省银行的吴墉祥、许钱农，财政厅的吴文源等等。这是李品仙得到cc系的上层支持，而互相利用的结果。因而暂时地保持了一段平静的局面。但是，众所周知，新桂系与蒋介石、cc系从来就存在着矛盾和分歧。自1929年桂系反蒋失败后，就一直负隅广西，表面上李(宗仁)、白(崇禧)接受了国民党中央任命，为五路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实际上，我行我素，并不买中央的账。只是在抗日的前提下，蒋介石有计划地让出安徽这块地盘，来作为拉笼新桂系的诱饵；而新桂系则正好利用这个地盘，发展他们大广西计划。各有目的，各有所怀。但是，李品仙到安徽之初，与cc系密切合作，特别是cc分子苏民、杨绩荪，受到李品仙的信任，经常不离左右，成了李品仙的“智囊团”，并使广西籍干部受到了打击。这又使新桂系干部极为不满，纷纷写信、打电报给李宗仁、白崇禧，认为李品仙的做法，损害了桂系“团体”的利益。李、白则密电李品仙查询，并提起注意。这使李品仙开始警觉起来，有了转变。而偏偏刘真如、方治之流，还贪得无厌，不知满足，经常为专县人事安排问题，中学校长任用问题，在省府委员会议上与新桂系不断争吵。由于人事安排得不到满足，方治等就到处播散新桂系干部一些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的情况，特别是方治曾经与cc分子商议，准备向国民党中央建议，请调驻在鄂皖边境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刘和鼎来接任安徽主席。刘是安徽合肥人，提出“皖人治皖”，并可以争取安徽在重庆的元老派的支持。这使李品仙知道后极为恼火，认为方治太不讲信义了。于是就开始了李品仙与cc系的拚斗。先是出现了方治住宅被搜查的事件：约在1940年夏秋之际，“立煌”警备司令杨创奇派了一个连长带着一班士兵，深夜去桂家湾搜查方治的住宅，翻箱倒笼，折腾了几十分钟离去。当时的传说是：一、方治经常通宵达旦打麻将，士兵是去抓赌的；二、是说方治的老婆是日本人，家里有电台，常与日本人通讯，警备部去搜查电台的，实际上，这是新桂系对于方治的“逐客令”。方治第二天立即派人去河南固始县发电报给陈果夫，报告被搜查经过(怕从“立煌”电报发不出去)。这也是李品仙新桂系对cc系发出进攻的信号弹。不久，方治也就离开“立煌”去重庆。李品仙对于cc系的进攻，首先是从省党部方面，节节前进。省党部是cc系在安徽的大本营。李品仙是在委员中拉住了苏民、杨绩荪，使之靠近新桂系；继之，则派去桂系干部黎民兴当秘书，专门了解书记处的有关情况，以后又派去桂籍干部李荣康去当人事室主任，接着又派去具有民主思想、反cc系的干训生陈天任、郑汉(实际是**地下党员)、沈克任等到省党部当科长，使省党部cc系的一切活动，基本上都在李的了解掌握之中，甚至有的县党部书记长易人，如果是露骨的反新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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