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屡屡叫停军事行动，大家都很感激。旧党也针对民众出台了很多惠政，大家都很舒服。但反叛就是反叛，即使北京方面，摆明了要怀柔化解。但谁能保证将来的某一天。自己就不是那个被拎出来的倒霉蛋？

平叛之日，一定会有无数颗人头落地。侯恂、左良玉这俩大佬没什么可说的，关键是小弟当中，谁是那点儿最背地。

正是这种若即若离的绝望，才造成了沿江六省，超前消费气氛非常浓厚。

因此，当刘梦云、孙耀芳从质朴的老表中，带着任务来到南京后，一路上的纸醉金迷，让他们愤然慨叹：

“任古骄奢淫逸之君王，亦所不敢轻用，而今寒素之士，反不肯深惜，实在滥于趋利，古风荡然矣哉。”

这番品评，倒是与旧党人的初衷有些共鸣，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商品经济下，拥有这样一条真理：

“鼓励追求文明、卫生、奢侈的生活习惯，以消费**提升群众地劳动积极性，必将带来经济繁荣。”

就这样，一个奇怪地逻辑死弯儿，出现在旧党控制下的沿江六省：旧党人要维持自己的旧有权力，而进行反叛；反叛需要资金，于是产生对金钱的渴望；为了增大现金流，旧党人不仅要沿用，甚至还要发展新党的经济政策。

这么算来，反叛来，反叛去，旧党人倒是比新党人还要激进，率先进入“全面商品经济”时代；又因为国家方面的军事打击聊胜于无，使得旧党控制区内，军人政体始终没有出现；相反，由于商业上的应激性发展，让大皇商手下的掌柜们，也拥有了相应的权力。

沿江六省的政界，出现了四种力量：六大藩王为首地贵族阶层；东林、复社、几社代表地士林阶层；皇商、商会、掌柜体系组成的商人阶层；左良玉、丘慧荣领导的军警阶层。其他包括外国传教士、能工巧匠、跟着起哄的娱乐业、广大市民（扩大内需的受力面）各阶层在内的民间脚色，组成辅助性力量。

正因为他们是反叛，所以没有一个人或者阶层，拥有名正言顺的绝对权威，于是，真正地“古希腊公民民主制度”在中国地探索性实践，起源于一场反叛。

这场怪异的新浪潮，让“资本民主力量”在社会上地影响范围，以及对经济、生活、政治上的改变程度，甚至已经超过了北京方面。因为代表正统的北中国，仍没有完全摆脱“官僚民主力量”占据主导位置的政体模式。

这就是逻辑死弯之所在，究竟谁是新党，谁又是旧党？这是个严肃而又恶搞的问题。

一路行来，刘梦云、孙耀芳二人都是搭乘驿站邮车，其实这已经是新政中，最惠民的政策了。小民站在黄土官道旁，两侧的树木。在冬天里显得很是萧瑟。但人们的脸上，却洋溢着热情。因为一辆插着“青鸟旗”的四轮邮车，即将叮叮当当的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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