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日本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犯下的罪行，而日本人却是被对自己死去同胞的悲愤和内疚所压倒。

有这种想法是自然的，不是因为文化的差异，而是战败之后，世界变了。当我们质问谁该为日本的侵略和暴行负责时，绝大数日本人却在思考，谁应该为战败负责？

刘晓忠司长的这番话，无疑指出了日本国民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很显然日本人的态度无法让大家满意，他们竟然不对刚结束的那场战争进行反思，反而在找日本战败的原因。

不等众人提出疑问，刘晓忠司长继续介绍道：“首先，他们把战败归罪于军部的无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东条英机为首的将军们身上。这一点从两年前东条被宣布逮捕时的自杀未遂中就能看出，日本人普遍认为东条英机应当毫不迟疑的自杀，毕竟1942年东条上任陆军大臣时，他曾颁本了有名的《战阵训》，训谕军人“不可生受囚虏之辱”。

东条英机在被捕前夕，收到了无数封敦促他自杀的信件，据说还有人给他送了一口棺材。可是他鼓起勇气赴死时，却选择了懦弱的方式，使用子弹而不是武士刀自裁。包括他没有死成这一点，都超出了悲伤的爱国者们忍耐的限度，进而坐实了军部无能，导致战败的普遍观点。”

这一点大家还是早已耳闻的，连日本知名作家高见顺都发表文章，简洁的表达了这种厌恶感：“苟且偷生，随后又像外国人那样用手枪自杀，还没有死成日本人不禁只有苦笑，为何东条大将不能像阿南陆相那样连夜自杀？为何东条大将不能像阿南陆相那样用日本刀自杀？”

想到这些，胡适回过头来，在梅贻琦耳边低声说道：“月涵兄，看来指望日本像德国那样反省，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

“正如博文所说的那样，日本人从不认为中国是战胜国。如果我们不能自强，总有一天他们还会伸出罪恶的魔爪，毕竟地理环境的资源等因素，决定了他们必须要向外发展。也许是军事上的，也许是经济上的。”梅贻琦沉思了片刻后，忧心忡忡的说道。

刘晓忠司长看了一眼手中的资料后，继续说道：“日本精英的共同阴谋论，将日本战时的举国领导者，打上了集体痴呆症的标签。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添油加醋的定义为被军阀所蒙蔽。

正如渡边一夫的《旋风二十年》所言：基于畸形精神主义教育的非合理、非理性的暴力冲动渗透军部上下，与现实的乖离使他们的策划和指挥能力成了笑柄。这种非理性露骨的体现了大东亚战争指导上极度的非科学性。”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整个军队司令部都应该被关进精神病院，都认为东条英机是巨大的愚人之船船长。

集体非理性的命题，自然而然的引申为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科技进步的推论。也就是说日本之所以战败的最终证据，在于未能意识到日本科学和应用技术上的落后。这种科学与战败责任之间的关联，已经成为了日本现在普遍的战败观念。在最广泛的象征意义上，这通常与美国扔下的那两颗原子弹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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