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正在东线征战的红七军团。于1934年7月初从福建连城奉命赶回瑞金，准备北上。

当时红七军团的军团长是寻淮洲，军团政委乐少华，军团参谋长粟裕，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总的来说，这是一支富有实战经验的精干部队，但在东线的屡次血战之后，军团兵力损失惨重。当时已经仅剩下四千余人，而且武器装备严重不足。有一部分战士甚至没有步枪，只得用红缨枪来凑合……

可尽管如此，处境艰难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还是给这支部队下达了作战任务：最大限度地在福建、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在闽浙皖赣建立新的根据地；开展反日运动；深入敌人远后方去消灭敌人单干部队，破坏杭州至江山的铁路与公路运输线，吸引“围剿”中央苏区的一部分敌军回援其后方。

为了执行新的艰巨任务，红七军团在瑞金经过短暂的休整，突击补充两千多名新战士之后，就携带五百多担抗日宣传品以及一些炊事用具，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搬家大军”挥师北上，挺进闽浙皖赣边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抗日先遣队的这次行动，也是对几个月后主力红军西征的一次预演。

于是，中央红军主力日后在长征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麻烦，被“投石问路”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几乎是一个不落地统统提前体验了一遍，而且实际形势还要更加的恶劣和严峻！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反革命势力的社会基础雄厚，保安团的数量众多，保甲制度也较为严密，交通与通讯又很捷便，所以敌人在浙江总是能及时掌握红军的行动情况，从各方面调动部队围击红军。抗日先遣队却只能机械地按照中革军委规定的时间、地点、路线、里程慢慢地走，差不多天天要打掩护仗、遭遇仗。虽然因为浙江保安团的战斗力极差，红军取得了不少战术性的胜利，但整个处境却越来越被动了。

而且，对于红军指战员来说，因为在浙江战场没有根据地或游击区作为依托，有时即使有了战机，大一些的仗也不敢打――浙江省到处是反动统治势力，几乎没有群众基础，一仗打下来，出现的伤员根本无法就地安置。而抬着伤员行军打仗，则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伤员要两个战士抬，还要一个战士替换，长距离抬下去，就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伤病员丢了，那是革命军队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尽管处境十分不利，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广大指战员们，依然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排除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在浙江战场上连续行军作战，不断深入敌人腹心，击退了敌人无数次的截击，追击和“围剿”，打了一些胜仗，粉碎了敌人消灭这支红军的企图。

除此之外，他们在沿途还尽可能地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在崖石上、墙壁上、电线杆上刷写“抗日反蒋”、“红军是抗日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等标语，散发《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宣传品，号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从政治上呼应中央红军长征，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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