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们开始指望经济作物，可惜国产棉花的品种、质量和价格，都竞争不过进口的埃及长绒棉，在进入三十年代之后，就根本卖不动了。而作为传统出口大宗的丝绸，由于长期在技术上固步自封，也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之中，被不断改良品种和技术的日本丝绸彻底击败。

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又在搞最典型的买办经济，根本没有什么农业保护和补贴政策，反而还对农业征收重税，提高农民的生产成本，毁灭本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在是倒行逆施。最后让江浙地区的农产品既失去了国外市场，也保不住国内市场，又找不到品种改良的途径，农村破产之风最终变得无药可救。

走投无路之下，一些农民不顾一切地开始种植起了罂粟，试图依靠鸦片来赚钱。但江浙地区的土地价格和人工费用，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身边又是上海这么个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于是本地鸦片在价格上也竞争不过东北、云南和印度的烟土，而浙江的气候条件又并不适合种罂粟，结果连贩毒都要亏本！！！

于是，三十年代的江浙农民们，便无限悲哀地发现，自己是歉收要饿死，丰收也要赔本，种什么都挣不到钱，而肥料和农具又都是借债买的，结果身上的债务永远还不清，怎么样都没了活路。

——想想看吧，贩毒都亏本，这农民还能有什么盼头？不造反闹事就等着全家饿死吧！

因此，早在红军大规模兴起之前，浙江乡下的抗租运动就已经极度频繁，在洋米洋面的市场冲击之下，随着江南地区的农村普遍破产，没了活路的浙江农民纷纷成了滚刀肉，索性自己种稻米自己吃，不交税也不交租，能活一天是一天。万一地主上门催讨，则要么一哭二闹三上吊，要么举着刀子声称要同归于尽。地主想要把租子十足地收齐，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尤其是收成很差的时候，常有人卷了粮食弃田而逃，举家迁移到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打工或当盲流，让地主家里什么都收不到。

而很多地主则发现养上一群打手用以催逼佃农缴纳租子的人工费太高，打官司需要打点的费用也不低。更要命的是。在花了这么多费用之后，最多也只能收到一些不值钱的稻米，甚至经常会打死了人也还是什么都收不到。用武力强行收租总是亏本。哪怕是把农民当成猪仔卖了，也还是得不偿失——所以最后也只得允许拖欠租子……没办法，一旦收租收到蚀本倒贴的程度，这地主也就当得太没滋味了。

而且，之前借贷给农民买农具、肥料和口粮的款子也收不回来，变成了一笔又一笔的呆账和坏账；再加上官府的无数捐税……可见这年头浙江地主的日子也不太好过，被压榨到破产的地主同样也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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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真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看着如今的世道。地主的日子似乎也不见得好过呢！”

看了昌化县地下党同志们汇总上来的本地社会调查报告，王秋都有点怜悯起那些犹如风箱中的老鼠一般，在贪官污吏和穷苦农民之间受夹板气的地主老财了。“……居然连坐在家里收租，都能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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