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12月岁末，刚刚在爆炸和蘑菇云中度过圣诞节的上海市民，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震怖与惊吓。

——寒风凛冽的黄浦江畔，上海外滩的繁华大街上，在无数市民的围观之中，数以百计名震一时的沪上名流，被红军战士用卡车运出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尸体的形式被挂在外滩的每一座路灯上！

在这些被“挂路灯”的士绅名流之中，既有黄金荣、张啸林这样的黑帮大佬，也有工部局总董事劳诺德这样的殖民官员，但更多的则是江浙财团的虞洽卿、钱新之、王一亭﹑吴蕴斋、李馥荪、周作民，各大洋行的马易尔，刘礼士，杨宁史等金融投资界人士……如果说，昔日的上海滩最引人注目的风景，就是外滩那一排鳞次栉比的银行大厦，那么此时另一则吸引人眼球的新景色，则是吊满路灯的银行家了！

然后，为了彰显出这场集体处决的正义性，在每一位沪上大亨悬挂着的路灯杆子上，红军的政工人员还贴上了描述他们生平罪状的告示贴纸——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制造股灾、祸国殃民……至于最严重的罪名，当然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指使之下，收买反动势力，大肆屠杀了数以万计的革命群众！

总之，这帮银行家都是世界上最贪婪最邪恶的魔鬼，罪无可恕、死有余辜！挂路灯都是便宜他们了！

望着被挂满了外滩每一座路灯的银行业同僚，还有红军在各大银行焚烧账册和钞票的缕缕黑烟，如今被挂上了“上海苏维埃银行筹办顾问”头衔的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一方面既带着几分逃出生天的庆幸，但另一方面也是不胜唏嘘。“……这可真是‘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啊！”

“……你这是在把红军比作黄巢吗？”站在他身旁的杨文理教授，回头瞥了张嘉璈一眼，“……那么，不知在张先生的心目中，谁又是唐僖宗。谁又是田令孜、李克用和朱温呢？”

——总的来说，对于这位被后世誉为“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的“中国现代银行之父”张嘉璈先生，杨文理教授从本心上来说并没有多少好感。

首先，在当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中，张嘉璈也半推半就地掺了一脚。手上同样沾着革命者的血。

其次，张嘉璈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在政治上是个亲日派，而且极端地热衷于日本文化，迷信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实力，甚至平时穿和服、着木屐、说流利的日语。完全一派东洋作风……这在二十一世纪倒是没什么，但在这个中日矛盾极端激化，悲壮抗战即将爆发的年月，可就显得很碍眼了。

幸好，在穿越者们给张嘉璈看了许多揭穿日军内部黑幕的书籍刊物，比如《大日本帝国皇军の贪腐小史》、《中二病才能当大将》等等，又让小鸟游真白前首相站出来。给他描绘和展示了一番二十一世纪日本国的“萌萌侵略者”风采之后，张嘉璈心中对大日本无敌皇军的迷信，总算是在一定程度上被扳了回来。

当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位银行家的屁股显然都还没有坐到人民大众这一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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