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单是唐政府外交部的鸿胪寺每年仅以“朝贡使”名义为其放的钱币就高达50万缗，仅仅只是招待他们的粮食一项费用，政府每年就得支出13000斛之多。可见，外商在唐版图内得到的待遇是何等优厚，然而这无疑成为唐代工商业的沉重负担之一。

允许外籍商人在边境地区进行民间自由贸易，这对于经济的展和商品的流通是非常有意义的，当地居民会因此而获得实惠。相反，如果包括商人在内的外籍使节前来“进贡”时，唐政府先考虑的是如何支撑帝国的门面，送往迎来，安全保障，赏赐丰厚。于唐王朝来说满足了其对“天朝上国”虚荣心的追求，一旦这种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对于外籍工商业的优惠往往会到不顾及国力及百姓的承受能力的地步，而不再只是商贸活动中的锱铢必较的商业利润追求。

尽管有些大臣们顾及朝廷的面子，拿前朝的多种例子来与长孙凛争辩，无非就是要以国体为尊，不能在外人面前丢份。但这是不够的，并非前人做的事情都是对的，所以他们的论点也根本站不住脚，无论怎么理论都绕不出为了面子而牺牲百姓利益这个***。

长孙凛则按以民为本这一论据，加上他越上千年的世界观和知识，条条道理说得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再加上有皇帝认可的“水舟”之论为基础，大臣们即便是人多势众。有多张嘴巴，他们也难以说得过这个吃地米走的路比他们少得甚多的小子。

萧、孔颖达等人在嘴仗上吃了亏，满腔郁闷无处泄，只得坐下来哼哼不语。两腮却是鼓得微微地哆嗦。

所谓辩论并非吵架，并不是非得争出个胜负来。大家都摆出自己所在立场的观点，然后以各种论点例子加以补充说明。当时对方未免会承认你是对地，若是你所说的论点例子一针见血，合情合理，那么至少能让对方的心理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你所说的也许是对的。

刚开始时，李世民还觉得那殿中站着的威风凛凛的小子，似乎是故意在自己大喜之日找场子。只是到最后。他却是被长孙凛的一些新颖地理论给吸引住了，什么“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宁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

“这国与国之间从来有如同丛林和草原：豺狼当道，胜为王；弱肉强食，永无改变。豺狼永远是豺狼，它永远不会因为人类示好它而改变自己的豺狼性格和吃人本性。人类对待豺狼。要么消灭它。要么远远地离开它，避免被其伤害。如果你硬要把它当人看待，硬要用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的礼仪规范、行为方式、思想观念、情感投资去对待它，永远都是一厢情愿的“割肉喂狼”，而且最终很可能如可怜的东郭在油尽灯枯之际被狼吞噬。”

长孙凛在众多王公显贵地注视下，却是丝毫不怯场，他侃侃而谈，行云流水地述说着自己地观点。毕竟后来的一千多年里，中国人在与他国外交上因为秉持儒家之道。打肿脸充胖子上吃过太多的大亏。

先不说现代二十世纪与法国外交上吃了大亏。在南北朝之时，五胡乱华就是一个最佳的例子；更不用说后来的安史之乱，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而这个因素的起源就在于李世民这一民族大融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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