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申越在旁答道，“这就是当年白虎观论经时的座次，那些几案上摆放的，也都是当年各位大儒所撰写的经义。当年章帝曾经一个几案一个几案的挨个浏览那些经义，最终删繁就简，取出了最能代表每个流派精华的东西。这些几案上的东西，合起来，就是我们所说的《白虎通义》。”

庾献听了点点头，“原来如此。”接着又好奇的问道，“那这些几案上的名字是怎么回事？贾逵、丁鸿、杨终等人固然是经学大家，可是他们后面附注的这些小字，写的又是何人？”

申越闻言笑道，“国师是方外之人，自然不知道我们儒家的事情。我们儒家经历了暴秦的祸劫之后，许多经典只能依靠一个个老儒口耳相传，这样一来儒家经义也就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和不同的解释。”

“同样的，这些满殿的大儒就算看同样典籍，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师承，也有自己的理解。所以，若是我们想要考究某个流派精华，就只能寻这位大儒的弟子辈来讲解。这后面的名字就是我们搜集到的，足以传承流派的儒生。”

庾献无语。

其实这事儿最本质的问题有两个。

一个是口耳相传，导致的今文学者和古文学者学到的东西不太一样。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古代的书写方式是以竹简竖写，而且根本没有标点符号。不要说同一本书了，哪怕是同一句话，只要断句不同就会出现巨大的理解偏差。

比如说吧，那句争议很大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句话就有两种断句方式。

一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另一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按照第一种意思的解释，就是对老百姓要采取愚民政策，要告诉他们做什么，却不要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而按照第二种意思的解释，则完全不同。意思是，老百姓民智开通，做事有序，那就放任他们去做。老百姓要是愚昧不明，那就应该好好教导他们。

可以想象，仅仅一句话，就能形成完全两种对立的价值体系，那么儒家的五本经典，不知道该生出多少种解释。

当典籍本身就靠不大住的时候，可以想象，这种师徒相授，口耳相传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在这个时代，若是两个读书人相见，首先打听的就是你的师承。

你学的是哪本书，跟的是哪位大儒。

这就相当于后世问你是哪个大学，学的哪个专业。

因为不同的人哪怕教的同一本书，也完全不是一回事。

比如说《易》学传承就有施、孟、梁丘、京氏等流派，《尚书》有欧阳和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三家，《礼》有大小戴，《春秋》有严、颜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