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本身也会成为“利益既得者”。

改革是利益再分配，是虎口夺食，是人性与人性的较量。

不是有好政策就一定能有好结果，在这场没有硝烟却同样残酷的战争中，不讲策略和技巧，只会一败涂地。

所以，绝大部分改革政策落地，都不可能一步到位，尤其是首战突破口选择上，更是非常关键。

龚孝序选定的突破口，是清查被民户侵占的官田。

赵宋并不是所有田地都归百姓私有，国家一直都有数量庞大的官田，天下最大的地主其实就是赵官家。

这些官田来源多种多样，既有继承自前代的田产，也有通过组织军队或招募客户、流民开垦的荒田，还有收归国有的逃田、绝户田和罚没田，而组织修圩和废湖泊、陂塘等工程，更是能获得大量的官田。

即便经常有地方官员和民户通过冒佃、盗耕、收买等手段不断蚕食官田，但私田转为官田的进程也始终没有中断过，二者对流的状态下，赵宋的官田数量并不少。

税改之前，徐泽就充分考虑到各种情况，其中就包括大户的反叛，但不论大户叛与不叛，他都没又想过直接打土豪、分田地。

若是有大户不长眼，硬要反叛，当然要毫不留情地毁灭之，并没收其家产；

但若是大户们很苟，始终不反叛，同舟社就打上门去明着抢地，这样做与匪寇何异？

土豪之所以“豪”，可不是因为有钱了才“豪”，大多数情况下，是“豪”了才有钱。

又“豪”又有钱的土豪又不是自己种的庄稼，你想割就任你随便割？

相比起赵宋，同舟社的社会组织确实更加深入基层，但再深入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同舟社的各级官吏和共建会骨干都是活生生的人，没有谁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猴子，都有各自割舍不断的社会关系。

他们有的和本地豪强沾亲带故，有的本身就是豪强子弟，即便没什么根基的底层，也幻想着做豪强。

靠这些人，打土豪，做梦呢！

打土豪、分田地并不是简单的裹挟百姓分浮财，而是一门非常专业的技术活。

它不仅需要严密的组织保证，还需要相应的理论支撑（简单的说，就是分你的地也要分得“合情合理”，分得你无话可说）。

很明显，现阶段的同舟社还没能掌握这门高深技术的精髓，盲目操作的话，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