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因为包括扶苏在内还有其它人对这故事依旧感兴趣。

王贲插嘴问了句：

“副将，若农家利于种花，儒家利于养鹿，那么法家是否利于狼？”

沈兵点了点头，回答：

“或可如是说。”

沈兵之所以这么回答，是因为法家的确对战争有利。

但其前方又用了个“或可”，则是因为“以法家治国”与现代的“以法治国”是两回事。

此时的法家强调的是“法”、“术”、“势”。

法就是制定法律乃至推行法律教育。

术则是用法律对贵族、军队、百姓进行管理，大概就是执法必严。

势则是建立威信执行彻底，使所有人都臣服于法律，大概就是违法必究。

这些都没错。

问题在于法家强调建立这一切的是君主，也就是统治阶级。

统治阶级拥有绝对的立法、行政、司法权且不受置疑，甚至连百姓的思想都要受制约，所有一切都应在法律规范下为统治阶级服务。

于是统治阶级就凌驾于法律之上，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许多人以为秦朝是法治国家……但实际上只要一对比就知道，这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君主集权、人治国家，是法治国家的反面。

另一方面。

就是这时期的法家过于片面，以为只需要法家就够，其它所有什么什么家都是蛊惑人心，都应该禁止、解散。

幸运的是此时的嬴政只是部份听取采纳法家思想。

以现代的观点来看这肯定是错误的。

因为除了法律之外还有个叫道德规范的东西。

道德规范就是人类社会中逐步形成的默认的善恶标准，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靠自觉遵守，虽然不违法但却是不道德且受社会谴责的东西。

道德规范与法律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共同发挥作用的。

如果把所有条条纲纲都规定为法律并执行的话，那么立法、行政、司法等机构至少要再大上几倍，监狱住满了犯人国家还是乱的。

反之，如果在国家的引导下社会形成了一个良好的道德规范，法律机构就省事得多，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国的道德规范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儒家的“仁义道德”，法律思想则受法家的影响。

也就是说，儒家与法家其实是可以并存且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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