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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1月，工地工人们的情绪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工地的工人队伍来自五湖四海，干砌砖抹灰的是江苏队，钢筋混凝土是四川队。两个队伍各有各的片区，食堂独立，平时井水不犯河水。可是快到年终，随着工地工程逐渐完工，结账期快到了，不断有人要求预借工资遭拒，各种流言就在工地上流传。有的说借钱只借给四川人，不给江苏人借；有的说工地上资金早就断了，大老板都跑了；还有的说钱被范老六打牌输完了，总之没有好消息。

流言终于在11月的一天变成现实。一辆法院的警车在众目睽睽之下拷走了范老六，并且把他的办公室贴上了封条，整个工地瞬间炸开了锅。

供应钢材的拉走了工地剩余的钢材，连成品的钢筋箍子也不放过；供应玻璃的把整箱的玻璃抬走；其他供应红砖、门窗的供应商闻讯都跑到工地上，互相探询着消息，小老板们苦着脸，不停唉声叹气。

晚上我和梁和景正盖着网套犯愁，小鲁悄没生息地摸了进来。他告诉我们，工地确实遇到了麻烦，大老板正在想办法，范老六在外边欠的钱太多，估计一时半会出不来。小鲁给了我和梁和景一人一百元钱，说人是他找来的，不能亏待我们，我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

小鲁最后对我说，你让我帮你打听你二叔的事我问了很多人，但是都不知道，那个传呼有人回了，但是听声音是个姑娘，一听问段育才，就把电话挂了。我的心里顿时瓦凉瓦凉的。

第二天整个工地一片狼藉。江苏施工队队长的是一个南方人中少见的大个子，黑着脸，指挥工人们打包行李，将自己负责的工区门窗全部用木板，钢架杆封闭，显得忙乱而又有秩序，很有经验，显然不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四川施工队的区域就热闹了，范老六被抓，范老五瞬间也消失了，整个队伍乱成一锅粥。几个班长苦着脸，被工人围在中间，不知如何是好。有的工人主张去政府一起去讨说法，有的主张到法院门口静坐，有的想到大老板的公司去打横幅，七嘴八舌，莫衷一是。

我和梁和景呆坐在工地的搅拌机前，我们不属于任何一方，也不知道该找谁，脚下是昨天晚上小鲁偷偷让我们埋的一台电焊机，说是事情平息后卖了给我们工钱。

江苏施工队有几个人离我们较近，叽叽咕咕地在议论，讲的话我们听不太懂，但大体意思也听明白了，不想在这个工地干耗，刚好乌鲁木齐一个工地在抢工期，工钱给的相当高，于是租了一辆大巴车，准备今天就去乌鲁木齐。

这可是个好机会，我朝梁和景使了个眼色，把从饭馆偷来的两瓶黄田大曲拿了出来，走到江苏施工队大个子队长跟前，低声下气地央求，能否把我们也带到乌鲁木齐。

大个子一听我们的河南口音，明显地不耐烦起来，用江苏话骂了几句，扭头走了。骂人的话我一句也没听懂，总之我明白是没有希望了。我俩讪讪地把酒拿回来，垂头丧气地准备回地下室。

“恁俩是河南哪里的？”忽然一声熟悉的乡音从身后传来。我俩扭头一看，是正在清点工地上钢模板的一个五十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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