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职为民，仍然拿起来锄头，修理起了地球，每天辛劳，一开始还自得其乐。不过，后来他实在做不好这个活儿，也是没兴趣，有点免为其难，实在无事可做，天天熬日子，苦不堪言。

然后，他成了一个在外的劳动者，经常在水利工地上做事，当小工，时间长了，人家都叫他为“多工“，实际是工人的工。他成了打工仔，到处漂着，还不错，至少比和土地打交道要强。有了工作经验，就喜欢吹嘘，没有男人不爱吹牛的，他更是这样，只有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才能得到满足。夸大其词倒还是其次。时间长了，人们知道他在工地上干过，毕竟乡里乡亲的，不能丢了面子，就喊开了多工的名字。

他很喜欢这种称呼，每当有人喊他这名字，他就得意，不是摇头摆尾，也像鼋鱼脱了钩，向水塘里跑去的样子，那种喜形于色、怒不可遏的形容，给人的印象很深，他就是晴雨表，随时记录天气的变化，很快就能发现这一点。

这种脾气不容改变，带到了这个机构，柯南没有见过，从小在农村出生和度过童年，没有见过农村斗争的复杂，人事也复杂，他受不了，后来进入工作单位，也是这个问题。他要面对很多人，要解决一些棘手的麻烦事。慢慢地长大，慢慢地体会人生。

到了现在，因着钱的作用，让一个人膨胀，让一个人消亡，其实很简单。柯南突然为他担心起来，他会不会是第二个宋大良？这个谁都说不到。宋大良得到负责人的恩惠太多，结果膨胀，胆子贼大，越来越大，结果要灭亡谁，先让谁疯狂。

宋大良的死，和机构负责人的宠爱分不开，当然，人死不能复生，说得再多也没用，大概的情况就是，不要让一个人膨胀，不要给一个宠爱的人太多的钱，或者给他太多的权，如果这样，就是加速让他灭亡。宋大良死了，他的家人悲催之状，难以描述。

人的自制力，需要后天的培养，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锻炼，不是生来就有的，要想获得自制力，还必须要经过艰苦的修炼才行。季柯南清楚了解宋大良，他们曾经去参加过赔偿，学习养猪等技术。当然，宋大良是陪着季柯南学习，就像是陪太子读书。宋大良没学，他一看就会，以前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这次就没上心，去了就天天睡觉，没事就在寝室。有事就应付一下。季柯南还真相信了机构负责人，认真学习，学好了准备将来用在项目村。后来一直没用上。这个让季柯南十分灰心，有一阵子非常沮丧，觉得机构负责人没有目标，做项目在随波逐流了。

群众代表陆陆续续地来了，都集中在一楼的大教室里，桌椅板凳都架在了教室后面。为了容纳更多的人，没用桌子，全部用凳子，那种长条凳，一个凳子，可以坐四个人，挤一挤，可以坐五个人。类似过去放露天电影的时候，人们晚上到打谷场上看电影自己带来的板凳。这种情况，在季柯南小时候的记忆中留存，看到这个场景，让季柯南不由得联想到了小时候。

大家坐成了一圈，里外三层，本来想一排一排地坐，像老师教小学生那样排列，后来多哥说：“不好，那是传统的坐法，我们不能这样，要想体现出平等，就必须要坐成一圈，不分大小，不分上下，不要区分负责人和群众，只有这样，才显得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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