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大的政治风波都有太学生介入其间，卷人者的人数也颇可观。而他们身份地位加之社会风气的变化使很多太学生对挽救民族危亡不再感兴趣，报国雪耻的梦想逐渐泯灭。伏阙上书更多的是关注自身小利的得失，以致行动缺乏理性，及至无理取闹，败坏了太学的声誉，更为史家所诟病，性质隐然转向。

当然，上书言事的影响力还要取决于两种因素。首先是政治生态的影响，尤其是高宗朝，君主政体愈加独裁，处死了陈东，开了大宋不杀士大夫的先河。其又和秦桧君相联手，采取了两种高压措施：一是把知名的政治反对派，以及有反对派嫌疑的士大夫官僚，全部驱逐出朝廷；二是建立起被后代史家称为“前现代的思想统治手段”，完全不让你说话。

这种高压政策，导致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绝大多数的士子都不再参与政治讨论；一是体制内官僚道德普遍沦丧。在这种情势下，尽管还有太学生上书言事者，但其针对性就相当有限，只能就那些没有政治敏感性的枝节问题隔靴搔痒。

即便如此，‘公论一鸣，两学雷动，天子虚己以听之，宰相俯首而信之’的效果，也助长了太学生的虚荣心。而有些执政大臣也看出太学生的这点弱点，便学会了通过太学生左右舆论的策略，使他们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所以现下形势下，赵昺以为太学生已经变了味儿的干政，并不是只有利没有弊，只有功没有过的。

赵昺来自于现代，当然对于这种群众运动有着不同的解读，而伏阙上疏一直被作为反抗暴政，追求自由和正义的手段，所以他并不反感。且伏阙谏诤体现着士人对于心目中公理的持守，身居高位的士大夫把据理力争看作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将对皇帝的过失进行劝谏是臣子的本分。

不过有时屁股还是会决定脑袋的，士人们不惜以死抗争，以成全自己的名节。但也反应出他们认为礼制与公理要高于皇帝的权势，并不认为皇帝的权威是绝对的。这就威胁到了赵昺的地位。当然，他也明白伏阙谏诤作为士人群体的一种劝谏方式，并不会从根本上否定皇帝的存在。

因此，伏阙谏诤这种抗争对皇帝的地位影响有限，不过士人群体对国家政治走势的积极干预，还是使得皇帝任意而为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权力受到限制。可是这样也让尝到权力带来甜头的赵昺觉得受到了挑战，而心里自然也会有那么一丝丝的不舒服。毕竟两世为人当回皇帝，不能好好享受下权力带来的快感还是很遗憾的，尤其是这种与正义无关的学乱……

赵昺扫视了在场的几位宰执，眼下文天祥正在从川蜀赶回的路上，陆秀夫身为宰相不会轻易提出处置意见，以免丧失了回旋的余地；刘黻和应节严已经准备在年底致仕，自然也要为自己的名声着想，让自己晚节不保；邓光荐身为御史台之首，若是提出采取强硬手段打压太学生也会被人弹劾，受到士人们的唾弃；剩下的只有江璆和王应麟两人，他们也不敢妄言，毕竟要为以后执政留下斡旋的空间。

“朕以为太学生提出的谏议尽是无稽之谈，不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若是不听劝住，可以动用……”赵昺看看大家都有难处，那么只有自己做恶人了。而当下临安城内外布置了三个旅的御前护军，这是一支绝对忠诚自己的武装力量，完全可以控制局势。

“陛下，臣以为可以再行劝阻，非万不得已不可！”应节严不等皇帝‘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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