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大肆褒贬他人之学。其实正如陛下所言，其所争本质还是利益之争，而忘了大义。”陆秀夫言道。

“南渡初年，随着绍兴和议的达成，高宗在朝政趋稳的形势下，也意识到书院已经有逐步取代官学之势，且流派繁多，学派林立进而引发朝局的稳定。”王应麟言道，“高宗皇帝再次倡儒，以之为正统，重建官学，恢复郊祭，修寺观、尊神明、立皇权。试图提倡确立国学正道，以消除民间邪教。”

“不过此时书院已然成为学儒的主体，理学渐居上风，得到了很好的普及与弘扬。后被确立为官学，但与官学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和斗争，以致盛极而衰，被执政者定为伪学。此后虽有恢复，但以大不如前，反而成为持不同学说者党同伐异相互攻击的工具，以致朝堂动乱，太学生为奸佞引入歧途。”

“嗯，正是如此！”几人对其所言深以为是，皆点点头。

“朕也以为，太学生动辄就搞伏阙上疏之事，是有些朝臣正是看出他们年少轻狂，敢于直言的弱点，对他们加以利用。不过朕以为受蒙蔽者终是少数，毕竟只是支流。纵观我朝百年间太学生干政，总还是功多于过的。”赵昺言道。

他此时已经意识到众臣对自己对学乱进行打压还是持保留态度的，但是他也知道理学官学化以后，在政治权益方面，知识分子似乎争取到了一定的话语权，获得了某些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但在思想的创新度与开放度上，却饱受官学化胜利后所带来的负面后果，而他们也欲强制推行自己的政治观点，从而引发反弹，导致盛极而衰，开始走下坡路。

士子一方面，由于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与干预，士大夫知识分子在言论自由度上，反而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理学由于受到官学优越感的左右，他们也习惯压制思想政治上的不同声音。而太学生们也要做“无官御史台”，“言侍从之所不敢言，攻台谏之所不敢攻”，干预朝政。

但就当时太学生的构成而言，富贵人家子弟占有相当比例，在污浊的政治环境下，他们热衷于高官厚禄者为数颇多，太学生队伍中个别受人贿赂褒贬不公者有之，见风使舵者更是屡见不鲜。有些执政大臣也看门道，学会了使用通过太学生左右舆论的策略，最突出的就是两个奸相秦桧和贾似道。

“陛下的评价十分中肯和实际，此次学乱背后亦有人挑动，但据臣所查朝中官员并未涉及，而是士绅从中挑唆。”陆秀夫言道，“蒙元占据江南十余年，他们重利轻儒，官学皆被废弃，士子只能入书院求学。而各地相阻，加之蒙元多年为开科举，书院之间的交流也基本断绝，形成故步自封，闭门造车的氛围，导致各学派之间成见愈深。如今我朝重归江南，但形势已变，儒士们却仍以旧时观念视之，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陆相分析的极是，朕曾多次说过，以儒治国是大宋的根本，这个不会改变。但是朕也数次强调，若是士人不思进取，抱着旧时的规矩不放，也必将被新兴的阶级取代，为历史所淘汰。”赵昺言道，“现下江南儒士的主要问题就是因为朝廷的缺位，导致思想混乱，道德水平衰退。所以朕以为要分成数步走，来改变现状。”

“请陛下明示！”几个人施礼道。

“首先要恢复官学，确立确立官学的正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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