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那是人的又一项原罪。

没有财产的不平等，社会就不能存在，而没有宗教，就不能保持财产的不平等。当一个人饿得要死，身旁却有另一个人饱得要吐的时候，他是不能忍受这种差别的，除非有一个权威对他说：上帝的意志就是这样，这个世界上必须有穷人也有富人;但是，在来生和在永生中，贫富之分将完全不同。

吉伦特派在取消了最高限价后人们的痛苦不仅仅是来自于食物短缺，更来自物资的价高者得的“市场规律”，商店有了库存，有钱人只需要到店里购买即可，因此过去的有钱人、业主或是大财主只要付成捆的指券、拿出私藏的金路易就能买到食物，他们甚至还能花钱吃上一顿大餐，享用高级红酒和精致的菜肴，而大批的巴黎下层人民却挣扎度日。

他们将国王、贵族送上了断头台，很快就沦为乞丐，因为他们把自己老板的老板杀了，所以工厂无法再给工人发工资。

新的政权接手了那些产业，却指望市场经济能自己去解决那些问题，或者给予表面的施舍，许多人饿到自杀。

有一个带着孩子的母亲因为没有分到面包，直接将孩子拴在腰上，一起跳进了塞纳河。几位要分娩的产妇要求马上分娩，以杀死腹中的孩子。

因为穷困和绝望，人会干出很不理性的事，解决办法是什么？没收教会的资产。

真正分到穷人手里的没有多少，绝大多数都被上层瓜分了，大量群众因为减少了食物摄入而变得虚弱，甚至无法工作，尤其是女人，她们以垃圾、腐烂的蔬菜、肉店里的血为食，男人则不敢回家，因为家里有快饿死的妻子和孩子，而他手里没有食物。

国民公会就此垮台，饥肠辘辘的人们高喊着复仇，将吉伦特派送上了断头台。

雅各宾派其实也不见得是好人，很多激进运动都有他们参与的身影，他们吸收了大量社会底层人物，这些人不同于小酒店和肉铺的老板这种“无套裤汉”，首先是当雇主亏钱时幸灾乐祸的低等老公，之后是旧货商、二道贩子、在无罪者墓地撑着阳伞卖烤肉和扁豆的小厨子，以及自以为现在可以向主人发号施令的家仆。

然而这摊烂泥里最常见的还是来自于“泡沫和泥浆”的阶层，他们包括各个行当的恶棍、生活放荡不羁、不修边幅的劳工和流窜在人群中的小偷，这些人大多在萨尔贝特里尔拘留所呆过，在被放出来后过一段无序的生活，而后将比赛特尔医院作为自己的归宿。

“从萨尔贝特里尔来，到比赛特尔医院去”是这些人的人生格言，他们的生活毫无节制和规律，无论身上有50个里弗尔还是只有5个，都会一个子儿都不剩得全数花光，正是这群人攻占了巴士底狱、发动了八月事变。

没人会借钱给他们，他们对自己的婆娘毫无感情，而且时常将嗷嗷待哺的孩子扔在家里，独自去杜伊勒里宫或者是雅各宾俱乐部参加活动，在他们看来参加政治活动，靠给人在议会鼓掌拿钱更为安逸。

“克里森”在与初恋情人欧仁妮分手后在巴黎潦倒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和这些人混在一起了。

1792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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