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易经过思索，最后表达立场道：“有罪。公平。”

随即站到跟自己同样观点的人群之中。

“开始吧！”

宋士杰说道，继续坐在自己斋长的位子上，此时他像一个法官。

认为无罪、不公的一方先说，一个学生起身说道。

“予以为，此案不公，杨生无罪。杨生韦女，两情相悦，何罪之有？法理不外乎人情。”

人情是人之常情，是道德观念，法律是底线，守护的就是人们的道德底线和伦理观念。所以法理不外乎人情，立论很硬。

但马上就有反对方站出来：“予以为。此案公道。杨生有罪。良贱不婚，此乃成法，白纸黑字，岂能有法不依？”

这个反驳也很硬，贵贱不通婚，这是写入法律的明文规定。要怪就怪法律不公，但在法律更改前，就要以法律为准。法律需要尊严，尊严不是靠当权者的赐予，而是靠法律的刚性。

可马上有人站出来找出漏洞：“兄台以为，杨生有罪。罪在良贱不婚，《大夏律例·户律·婚姻》有云：凡家长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不知者不做。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长知情者，减二等，因而入籍为婢者，杖一百。杨生发配、充军，有公道？”

这个案件中，唯一铁定的，就是唱戏的杨生和官家小姐韦女私下结婚了，这是律法明确反对的。大夏律例关于良贱不婚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是保护普通良民的。能迎娶良民的贱民不会太多，靠自己的更少，因此只有那些大户豪族的家奴，才有实力迎娶良民。所以大夏律规定，为家奴娶良民的家长（主人），要打八十棍子，当然这门婚姻也是作废的。如果为家奴娶了良民后，为了规避法律，还将良民入籍为婢女的，要打一百棍子。这显然保护的是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尤其是穷苦百姓。所以刘知易才认为这条法律还算公平，愿意站杨生有罪。

当然这条法律本身肯定有不公平的地方，但法律从来只能相对公平，做不到绝对公平。比如法律只禁止贱民娶良民女子，可不禁止男人纳妾青楼女子，这是男权的问题，显然男权比女权大，而且漠视了贱民的权力，基本上没把贱民当人。但这跟这一条律法无关，本条律法绝对是在男权社会、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阶层不平等的基础上，在法律的能力范围之内，尽可能保护最广大普通人的一条善法。如果没有这条法律，林花父亲那种王府豪奴，不可能只娶一个王府女奴，恐怕早就妻妾成群了。

针对杨生一案，凭借最朴素的情感，大家觉得杨生值得同情，两情相悦，发乎于心，对这些法学年轻士子来说，正是最浪漫的时候，更加同情杨生和韦女。另外县令判决有些问题，杨生按照当地旧俗抢亲，被诬告成了诱拐，以最高刑罚判处，如果说县令自己没问题，刘知易都不信。

可他依然认为公道，当即反驳：“杨生抢亲，于法不和，实为强掠。”

又有人反驳：“叔父诬告，为财而来，县令污判，同流合污。若此案公道，还有天理否？岂非纵人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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