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钉截铁地回答。

“为何你能叫她不能叫我？”胡静哀怨地看着我，脱口而出。

“她是谁？”我警觉地看着胡静，“你说我叫谁了？”

“没谁，我随便说说的！”胡静急忙演示，神色有些慌张。

我没再追问，心里突然隐隐不安，突然想起那个跑到书架上的日记本，还有胡静在我睡着的时候看的东西。

事情应该不会这么巧，她不可能会看到日记的，我安慰着自己。

在报社里，我和胡静保持着正常的交往，我见了她依旧是称呼胡主任，她也依旧叫我小江，我们心照不宣，偶尔在没人的时候，胡静放肆地摸我一把。

工作之外，我将自己变得麻木，除了和胡静痛苦而疯狂的机械发泄运动，不让去想更多，不让自己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虽然过去的那些事，会不时不可避免地在深夜中从我脑海里爬出来。

要是有一种药吃了可以忘掉所有的过去，那该有多好。我经常这样想。

白云对我出院之后性格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到惊异，几次问我是不是出了啥事，我都沉默地摇头。

我一次次拒绝了白云的表白，不是白云配不上我，而是我根本就不愿谈情说爱，我对爱情产生了从头到脚的悲凉和惶恐，在我的情感世界里，没有明天没有阳光没有希望，只想浑浑噩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生活中我自暴自弃，工作中却爆发出异乎寻常的张力，勤奋到了疯狂的程度，每日除了参加正常的活动，自己还主动找新闻素材去采访，回来就趴在电脑前埋头写稿。

办公室每天走的最晚的就是我，记者部里每天交稿最多也是我，被编委会评为好新闻最多还是我，被冯世良在员工大会上公开表扬、树为学习榜样的同样是我。

在我的激励下，记者部出现了你追我赶争当新闻标兵的高潮，大家一改往日的懒散，都勤奋起来。

“江枫，你再这么拼，不光你，恐怕大家都吃不消了。”吴非有一次半真半假地对我说。

我知道我取得的业绩引起了同事的嫉妒，甚至包括吴非的不安。

蓝月曾经和我说过，每个圈子都有一种默契和平衡，大家都在这种默契之间舒服地活着，如果有人突然出现并打破这种平衡，此人必然要遭到部分人的不满。

这是圈子里的规则。

而我超乎寻常的勤奋和拼命，则打破了这种默契和平衡，引发了包括吴非在内同事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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