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自古都有重文轻商的传统但中国人善于经商的传统却传承了数千年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商业大多数时间都处在世界的第一的位置对中华民族的进步、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晋商应该说是龙头是老大特别是进入明清以后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山西商业资本开始的时间很早。先秦时代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已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秦汉时代太原、平6、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唐朝定太原为北京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山西商人还没有一定组织和突出的地位。到了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战马大多数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辽也急需要宋的手工业制造品。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朝庆历年间（公元1o41―1o48年）宋王朝出藏绢2ooo多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3oooo多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是频繁。《马可-波罗游记》中写着：“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从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展。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代末期山西商人已进入了东北地区1618年努尔哈赤占领抚顺时对在抚顺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写了“七大恨”命令他们退回山海关内可见当时山西商人已经和后金进行着贸易活动。清兵入关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从此东北的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就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1ooo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到了后世的21世纪初的北京还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除了国内贸易外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我国从6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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