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为惶恐，为了躲避战祸，也纷纷携家南渡，一时间宛如过江之鲫。

这些人在南迁之后，又要四处见缝chā针，安置自己的田宅家业，于是让江南地区本来就很严重的土地兼并状况，就此进一步雪上加霜――没过几年功夫，江南的自耕农已经成了珍稀动物，朝廷的税源更是枯竭得不能再枯竭。纵然加上外地藩镇的上缴税款，朝廷每年的田税收入也只剩下了二三十万两银子而已。

因此，虽然康德皇帝非常清楚，只要恢复官绅一体纳粮纳税的政策，所有的财政问题立即就能迎刃而解，但他实在是没有跟全天下所有地主土豪一起为敌的勇气，不得不将这一帖猛药给丢到脑后去了。

第二块是商税，在南迁之前，朝廷的田税还算充足，故而对商税有些流于形式。等到南迁之后，田税枯竭，朝廷不得不狠下心来，设立了厘金局，到处广设关卡，征收通行税（厘金），由于南方商贸发达，货物流通繁忙，最初倒也收入颇丰……只是跟前一项田税的情况颇为相仿，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的豪强士绅，还有京中的皇亲国戚，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尽办法挖朝廷的墙根，先后软磨硬泡地获得了各种免税特权，不再缴纳厘金。而朝廷势力中衰的实际状况，又使得一切强硬策略都无法施行……

结果，到了如今这年头，天下就出现了这样一副无厘头的怪现象――在那些藩镇诸侯的领地，由于节度使们手握重兵六亲不认，厘金还能基本顺利征收，但也导致了百业凋敝、市井萧条。而到了朝廷治下，由于各方关系网实在太复杂，厘金局的征税日益困难，上缴税款逐年滑坡。虽然因为这样“自由”的氛围，导致了商业的繁荣发达，处处一派兴旺景象，可朝廷却无法从中获得任何好处

第三块是盐税和矿税，这本来是天下有数的两大暴利产业，但由于制度的缺失，朝廷一直是用包税人代理的形式，把盐场和矿山都承包给了那些大盐商、大矿主，每一年上缴给朝廷的款项，都早已明确规定，很难大幅度加征，而且如今普遍都已经“预征”到了七八年之后，实在是没法再往上加了。

――倒不是说，那些依靠垄断生意，一直féi得流油的盐商、矿主们会缴纳不起这点小钱，而是有本事承包到这些金饭碗的家伙，个个都在朝中有后台，绝大部分索性就是王公大臣、后妃外戚的家人。所以，朝廷若是要加征盐税和矿税，就等于是在动文武百官和皇亲国戚们的腰包……

基本上，只要皇帝稍微lù出一点这方面的风声，马上就会有无数“甘犯龙颜”的“诤臣”跳出来，慷慨jī昂地“为民请命”。然后就是整个朝廷上下一起发动，文诛笔伐，内外夹攻，还有走后门游说，外加大批后宫嫔妃吹枕头风……直到bī得皇帝只能把这番小心思重新咽回肚子里。

最后一块是关税，由于康德皇帝严重怀疑自家朝臣的职业cào守，所以各地的海关都由宫中太监执掌，近年来收益一直不错，上缴税额屡创新高，也堵住了那些斥责他“宠信阉竖”的清流的嘴……但这毕竟只是一项补充而已，没法指望着光靠它来养活整个朝廷。

仔细盘算了一下自己这点儿可怜的家底之后，年轻的皇帝只得无奈地闭上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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